名家笔谈| 黄大慧：五十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演变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50 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寻求共识，增进理解互信，在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文化互鉴、环保合作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但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台湾问题等仍摩擦不断。中日关系发展的掣肘和症结何在，如何构建更为积极的中日关系？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 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不忘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从长远着眼，加强战略对话，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发展，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关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 , 也是影响亚洲甚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鉴于此 ,《国际论坛》编辑部邀请国内知名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胡继平、胡令远、黄大慧、丁红卫，就中日关系历史、影响因素与挑战、中日海洋问题、日本对华认知、两国环保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现将相关内容辑录刊发在《国际论坛》2022年第4期“名家笔谈”栏目——《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起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以飨读者。今日推送第四篇文章。

名家笔谈

五十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演变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在双方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的对华认知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

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恢复邦交后，友好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当然，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也体现在日本人对中国认知的积极变化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经历被占领和美国的改造后，通过与美国结盟，被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当中。正因为如此，日本人的对华认知深受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往往是戴着美国的眼镜观察中国，其对华认知中充斥着反共、冷战、遏制等诸多负面因素。同时，日本战前的旧中国观——甲午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的侮蔑感和优越感，也并未随着战败而彻底消亡。在这种背景下，与诸多西方国家成为日本人“喜欢”的对象形成对照，日本人的对华好感度明显处于较低的位置。

日本人的对华认知明显向好的方向转化，是在 1971 年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特别是，1972 年田中角荣首相宣布访华和中日两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调显示，随着中日实现邦交，“喜欢”中国的日本人超过了“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二者发生了逆转。由此可见，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日本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对于日本人认识中国和增进对华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 年 8 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2 月，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两件大事的相继发生，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则给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日国力差距明显，经济互补性很强，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日本把中国当作“穷邻居”，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很难想象中国会有朝一日赶超自己；而中国则对“现代化的日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认同，虚心向日本学习和请教，并积极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下，中日彼此借重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也是促进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发展迎来了“蜜月期”，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和国民感情进一步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并在 80 年代达到了顶峰。民调显示，在 1978 年之后的十年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大体保持在 70% ～ 75% 之间，有的年份甚至接近 80%。而同一时期，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也一直保持在大体相当的比率。不仅如此，日本还把中国看成可以信赖的国家。

二

冷战结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领土、台湾以及安全等问题凸显，中日之间政治摩擦频仍，“政冷经热”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特征。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认知也随之转向负面，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每况愈下。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一方面导致日本人自信心受挫和焦虑感上升，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在日本民间尤其具有市场，并且呈现出日益抬头之势。

 日本对华认知转向负面，也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1993 年，长达38 年的“55 年体制”终结后，日本社会党等“革新势力”严重衰微，日本政治出现“总保守化”“右倾化”发展趋向。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的反华保守势力难以受到牵制，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降到了最低点。从此，日本社会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减弱了，甚至对“中日友好”一词产生反感心理。不能不说，冷战结束后，随着中日关系基调从“友好与合作”过渡到“合作与竞争”，两国曾经倡导的“友好时代”宣告结束了。1991 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这种情况，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甚至 “失去的二十年”。但另一方面，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步入更加快速的发展轨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攀升。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逐步失去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雁”的位置，而对于中国来说，过去借鉴和学习的“日本模式”，自然也就没有了吸引力。

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的国民感情不断恶化。民调显示，1996 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被“没有亲近感”的反超，进入 21 世纪后，后者的比例更是一路攀升，2005 年甚至达到了 70% 以上。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以及对中国的信赖度，也随之降低。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人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却不降反升。感情归感情，不管喜不喜欢，中国对于日本来说都是一个越发重要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当政者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2001 年就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五年多的执政期间，顽固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和冰点。但是，小泉作为日本最高领导人，绝口不提“中国威胁论”，相反却强调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这是因为，此一时期，日本经济形势有所改观，很大程度是仰赖中国经济的带动。特别是 2006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后，日本在这方面的感受就更加深刻了。 

概而言之，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尽管中日关系受历史问题等影响而困难重重，日本的对华心态仍然是更多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并愿意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虽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断增高，但从政府层面讲，日本却未在官方文件中公开强调相关论调。不仅如此，日本还在中日两国发表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公开表示并强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此一阶段，只有朝鲜被日本视为威胁，而中国只是被当作“关注”的对象。

三

然而，到了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关系步入真露额竞争期，“竞争与合作”取代先前的“合作与竞争”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调。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与对抗色彩日益浓厚，日本的对华认知也更加负面，对华国民感情恶化到了顶点。 

2010 年，中国 GDP 超越日本，中日国力发生了“大逆转”。随之，中日经济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中日关系格局也从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转变为“中强日弱”。中日之间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导致日本对中国产生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尤其是，2012 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后，日本无论是对东亚地区形势还是对中国的总体战略判断均发生大幅变化。 

在地区形势方面，日本对东亚格局的认知陷入了担忧中美争霸，亦畏惧中美和解的二难怪圈。一方面，日本认为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优势均因中国的强势崛起而逐渐消解，这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美国单极霸权。长期以来，日本沉浸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实际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对美国“霸权稳定论”的迷思。如何协助、护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成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日本深知，“中日关系并不是东亚国际政治方程式的独立变量”，中美关系对地区国际政治的塑造力更大，日本对华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制并从属于中美关系。因此，如何护持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防止中美之间任何可能的和解、共治而导致日本被“G2”越顶或者抛弃，成为日本外交的另一重大课题。

在对华判断方面，2010 年之后，特别是安倍晋三再度上台后，中国的形象在日本从互利共赢、共享繁荣的伙伴，演变为需保持竞争、严加防范的强劲对手。中日经济总量发生逆转后，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发展在日本政府看来已是挑战多过机遇，威胁多过利益；从安全上讲，中国的军力提升及相应外交行为更被日本政府看作是所谓“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坏人典范”。

除去上述政府观点，日本智库对华立场也日渐趋同。自 2010 年以来，相关主流智库的“中国威胁”看法明显增多。各大智库对中国军事、海洋等方面关注增强，对华戒心和忧虑也逐年上升。

除了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冲击，2010 年以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也对日本人的对华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在中日国力发生逆转背景下，钓鱼岛争端超越历史问题，成为此阶段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尤其是，在日本政府的误导和日本媒体的“煽风点火”下，中国形象在日本更加明显急剧下滑。日本政府与媒介通过“内宣”，片面恶意地污名化中国政府和百姓形象，随之而来的是“厌中”情绪在整个日本社会中的迅速蔓延。近年来，日本民调均显示，八九成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时大多数日本民众都对华抱有好感的情况产生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过去二三十年间，不仅中日国力对比发生了大逆转，事实上与此相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也发生大逆转。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也是最为负面的，这在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中有着清楚的反映。

很显然，上述针对中国的忧惧重重的现实主义思维和消极心态，已成为中日双边关系发展严重的负面资产。在相关心态作祟下，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也凸显出来——制衡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华外交乃至整体外交的主线。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论”和“联华御苏”，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和“联美制华”，日本朝野上下对华认知和总体判断发生变质，中国从“战略互惠”的伙伴变成了“挑战现状”的对手。当前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与戒备，甚至可以说已超过中日关系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综上所述，日本对华认知和对华感情恶化到今天的地步，绝非一朝一夕和一时一事所致。换言之，这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因素，也有两国国力消长带来的深层次因素。因此，要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丁懿楠

公众号图文：潘多

注：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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